黄禹锡教授的研究不仅给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萎靡不振的韩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给意志消沉的韩国百姓重新带来了自信。可以说在这期间他的研究对整个韩国社会振兴有着支配性的影响力。然而自从黄教授的理论被发现为造假后，韩国百姓无法从失落的现状中挣扎出来，社会处于严重分裂状况，韩国未来的社会发展着实令人不安。

 

    黄禹锡丑闻事件反映出了当代韩国人及韩国社会的现状。

 

    首先是韩国社会的急躁症。自从1999年体细胞克隆牛的成功诞生以后，黄教授相继发表了对疯牛病病毒有抵抗力的牛、长白山虎复制，以及无菌猪克隆等科学成果。黄教授由此一直保持着在同科学领域中首屈一指的地位，通过这次对人类胚胎干细胞复制的尝试，可以看出黄教授急于实现自己在此领域中成为世界第一的雄心。但是，黄禹锡惊动世界的丑闻事件不仅是其本人利欲熏心的结果，更是其背后的整个韩国舆论界、政治界、以及经济界的支持所导致的结果。韩国舆论界对于黄教授的研究不经过科学验证即予以报道，出于担忧自身支持率下降的卢武铉政府也大肆宣传了黄禹锡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用及IT强国、世界杯4强等能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消息。对于那些渴于寻求新的发财之路的韩国金融家来说，投资于新的“生命科学产业”是继IT产业以后的第二次跳跃性尝试。如此看来，黄禹锡丑闻事件不仅仅是黄教授个人的问题，更可以被理解为是韩国政府、企业、舆论等所有有关联的韩国现状的自画像。

 

    其次是韩国社会对伦理意识的缺乏性。此事发生后，不论是黄教授的拒不认错，一再为自身开脱罪名的狡辩的态度；或是舆论界在未经学者讨论验证就把此学术问题向世人公布，从而使其升级为社会问题的态度；还是韩国政府对黄教授的研究在看似成功和彻底失败两个阶段时的巨大反差上来看，无不反映了韩国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符合伦理道德方面的科学发展标准。

 

    但是这次黄禹锡丑闻燃起了韩国国内新的希望。

 

    首先，年轻的生命科学学者和“首尔国立大学调查委员会”对于黄教授的科学研究成果迅速及彻底的调查，显示了韩国学术界的“自净”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首尔国立大学调查委员会”对同僚教授进行了客观及彻底的调查，最大限度地保全了整个学术界的名声。

 

    其次，这次的黄禹锡事件促进了整个韩国社会思考方式的转换。1990年代末期，在韩国国内IT产业的崛起以及在国际社会的科学发展及经济发展中如何赚取更大的利益成为了主流倾向。这次黄禹锡丑闻明确地展示了科学发展的效用性和商业性结合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人们带来正确认识“基础”和“基本”的重要性的契机。因此，韩国科学学术界应该通过这次事件加强对道德伦理的教育，提倡淡化政治色彩及舆论报道，使科学研究能够本着客观合理的原则进行。

 

    思考方式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的。在经过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热潮以后，现在的韩国国内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应的精神层面上的提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虽然韩国在经济恢复上面有所成就，但人们在根本的思考方式上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现在，黄禹锡事件给韩国人对自身的思考方式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

 

    命运多舛的黄禹锡

 

    黄禹锡1953年12月15日出生在韩国忠清南道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喜欢牛，并立志要成为一名兽医。

 

    1972年他如愿考入汉城大学（现称首尔大学）兽医药学院，至1982年，他在该院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在学校这段时间内，他的研究之路并不平坦，由于导师在他博士毕业前去世，他被提升的希望破灭了，他的实验室被关闭，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只好到其他学校去当客座讲师。在这期间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卖掉了自己唯一的住房，到地方建了一个试验农场，进行有关人工授精培育牛方面的研究。

 

    1985年他开始把科研精力和方向放在克隆研究上。1987年，黄禹锡回到首尔大学任教授，正式开始其克隆方面的研究。1999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体细胞克隆牛；2002年克隆出了猪；2003年又首次在世界上培育出“抗疯牛病牛”；2005年他的科研小组成功培育出世界首条克隆狗“斯纳皮”。

 

    从2001年起，黄禹锡的研究重点从动物转向了人类胚胎干细胞方面的研究。2004年2月他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他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其研究成果轰动了全世界。

 

    “黄禹锡神话”破灭始于2005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