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季节

 

    2006年春夏，又一波大学毕业生求职的紧要潮峰，各种悲喜故事司空见惯地轮番上演，浙东南一家数十人规模的印刷厂的老板对周刊记者说，两年以来，他那个不大不小的厂子，一直为招工困难而苦恼。同样的困难还苦恼着他周边的一干大小老板们。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只是就业问题的诸多症结之一，但最鲜明有力地象征着这个问题的中国国情；同理，大学生就业一事，只是中国就业问题诸多方面之一面，却关乎中国的人口结构、国家政策、教育制度与国际经济格局。

 

    上半年大学生就业季节来到的时候，年轻人兴奋、失落、坚定或茫然的心绪和脸色为我们常见，也为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提供了一扇窗口。

 

 

    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9%，在世界上排60多位。位于中下水平，不仅低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菲律宾、泰国这些东南亚发展中国家。

 

    大学毕业生年复一年找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流东奔西突，已经成了中国新的人口流动潮。他们的求职故事大多充满兴奋、懊丧，冲动、失落，自信与自卑，然而千篇一律，繁复又雷同。

 

    “零工资就业”是2006年新发明出来的说法。实际上，不拿工资去实习，毕业后在单位里先干着，等待录用的情况，早已有之。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显示，有0.8%的被访者处于“零工资就业”状态。世界变化太快，词汇有一点跟不上。2006年，“零工资就业”这个容易望文生义的词汇，被越来越多的人吃惊地记住了。最后劳动保障部门出来说话了，表示“零工资就业”属于违法行为，用人单位不能以任何方式选用或接受劳动者从事无报酬工作。

 

    当然，这种表态对于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不易产生直接作用。新词汇、新形势背后是年轻人惶惑的脸色。这些年轻人的脸色背后是一长串数字。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空前的413万，这个数字比2005年多了75万，在校学生1500万左右，是1999年的2.5倍以上。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在21世纪最初5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4.5%。而这些年大学生太多的言论已经不绝于耳。“这种说法一般以‘中国大学生数量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表述出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说，“另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劳动力过剩’。”

 

 

    “大学生过剩说”的最大论据是近些年的就业市场。2001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所谓初次就业率，是将截至统计时间时“已经签约、确定单位等待签约、准备从事自由职业或创业、就读研究生，以及准备出国和申请不就业的毕业生人数，除以当年毕业生总和，得出的一项衡量大学生就业情况的指标”。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承担的国家“十五”重点课题“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的调查，2001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70%；2002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64.7%，比上年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2003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50%，比上年又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

 

    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改变了原来每年6月份统计就业的做法，将统计时间改为每年9月。2003年和2004年的9月公布的初次就业率分别为70%和73%，2005年9月的初次就业率变化不大，为74.5%。而如果仅以“已经签约”一项衡量，2003年9月，签约毕业生占总毕业人数的31.9%，2005年9月“已经签约”的人数，也不过比此略高一点。

 

    这意味着每年约有30%的毕业生的确面临窘境。按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主持的“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划分标准，就业率在90%以上表示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率在70%-90%之间表示供求基本平衡；就业率在50%-7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压力；就业率在30%-5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困难；就业率在30%以下表示可能产生就业危机。

 

    这份报告说，“显而易见，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的就业压力已经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毕业生的起薪在下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5年12月发布的《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表明，2005年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49元，比2003年增加32元。当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20.3%。

 

    就业和起薪状况打破了达50年的大学生就业无忧的心理惯性，也给高校和在校生增添了压力；高等教育收费以来，那些节衣缩食供养大学生的家庭，也要面临上大学“划不划算”的考量。

 

 

    扩招没有扩出人口，有人口就要就业，如果当年不扩招，现在遭遇就业难的年轻人，一样要进入就业市场，因此，就业难与扩招没有本质关联；迄今为止，这是支持扩招的人们手中逻辑清晰但普遍争议的结论。

 

    当年极力倡言“扩招”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回顾扩招政策时说，“从数量上来看，我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甚至于低于我们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从质量上看，我们的教育更是赶不上市场的需要。”

 

    “换一种思维，假如没有扩招，那么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汤敏认为，上千万在校大学生将提前4到7年，在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说，扩招政策出台的确有延迟当年就业的初衷，但延迟并不能使压力消失。扩招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当稳定，由于毕业学生增加，供给突然放大，消化一时很难，“这个平台恐怕要5到10年才能适应更高平台的供给”。

 

    “增加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点并无争议，争议在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以什么速度发展高等教育。”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都阳说，扩招以来，就业制度改革与招生制度变革步伐并不匹配。

 

    中国大学生人数增长速度十分可观。2002年大学毕业生人数是145万，2003年为212万，较上年增长了46%之多；2004年增至280万后，大学毕业生人数于2005年突破300万，2006年又突破400万。教育部长周济在2006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五”期间，全国将有2500万以上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这意味着未来5年中，每年至少有500万人从大学毕业。

 

    汤敏认为，大学教育在“精英教育”时代，国家为大学生提供足够的“精英岗位”。投资、招生与就业，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从这个角度而言，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改革，必定与人力资源流动不自由的大学生就业制度格格不入。但实际上，相比于经济改革，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已经滞后多年，户籍和用人指标为核心的就业制度，仍然在就业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计划和半计划体制转变到完全市场体制，配套改革进行不力，就业渠道不畅通，促进就业的制度不完善，导致学校和学生本人要联系市场的时候，供求的匹配效率低、难度大。”杨伟国说。

 

    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是供应突然放大造成的供需失衡，一方面是就业制度改革跟不上招生制度改革，从更深远看，决定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结构。

 

    “5到10年”逐渐消化大学生就业中的渠道和市场配套问题，这是多位专家对此问题相对接近的结论，也是对中国就业形势和人口结构的谨慎分析。在杨伟国看来，鉴于中国大学的扩招规模已经稳定下来，就业制度和教育内容的改革都在跟进，“十一五”之后的就业焦点，会渐渐从大学生转移到其他低学历人群中去。

 

    短期之内让专家忧心忡忡的是，就业难和起薪低也许会让人们原来高涨的大学梦行情走低。

 

 

    “中国大学生真多了吗？不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说。长期以来，上大学是一部分人的权利，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后，既整体提高了社会素质，也赋予了无数个体以机会。

 

    大学改变命运，杨伟国的经历，原是许多中国家庭节衣缩食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动力所在。然而，高教变成大众教育，教育成本增加，同时，就业市场形势严峻，毕业生起薪降低，大学改变命运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举一家之力，倾一家之产”去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否划算？这似乎是许多人首先要进行的经济考量。

 

    杨伟国所谓“中国大学生不多”，来自以下一项比较：从适龄青年入学率这一指标来看，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9%，在世界上排60多位。位于中下水平，不仅低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菲律宾、泰国这些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刚刚赶上印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刚刚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杨伟国说，“我个人的观点，主张高等教育规模要继续扩大，给人一个自立的机会。”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的大学生人数都应该进一步增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说，“但是考虑到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学费已经成为一些普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上大学划不划算”的考量现实而直接。杨伟国承认，基于如下计算：不上大学，可以去打工，既节省了学费，又有4年工资收益，这已经是不少家庭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很多家庭的现实选择。在中部农村，他已经发现了考上大学后放弃上学的案例。

 

    接受采访的专家大多认同，这种考量更多地出现于经济状况不佳的个人和家庭。也就是说，大学教育的成本对一个家庭压力越大，他们越是会考虑毕业短期内的回报。越是寄望于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越会考虑梦想实现的可能。

 

    目下大学生就业和薪资状况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还有待深入研究。

 

    “读大学的回报预期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杨伟国说，“第一个方面，过去的回报是否过高？第二，现在的收益变化，能不能接受？第三，读大学的长期收益与短期表现是否相符？”

 

    仅从读大学的“投资-收益”角度而言，杨伟国认为，未来的社会将会出现一个“投资-收益”的底线：不读大学则无以进入主流的劳动力市场。主流和正规就业市场与次一级的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工资更高、工作条件更好、有更稳定的预期。而且，“接受了高等教育，对一个人长期而言的知识能力、适应能力是有益处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会产生很多机会，这些机会不是传统的，格外需要知识作为背景。”

 

    他承认，扩招的同时一些大学的基础设施、教师、图书馆等资源配置跟不上，人均资源摊薄，导致教育质量和毕业生就业能力受到影响。“政策变化导致一部分人牺牲，他们支付了高昂的学费，为高校扩招带来的基建埋单，但是本人却无法在眼下直接享受更多好处。”

 

(转载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