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临终前为我买房劝我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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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6-10-30 17:03:44

    阅读提示：他们都是清贫的教师，但丈夫在临终前执意买下一栋三层的别墅，只为了妻子的一个梦想。其实，他们也不是恩爱始终，也曾闪现过“第三者”阴影，可是，如今，一切都随风而逝，留下的只有对爱的追思。 

■采写：记者毕云 通讯员陈今知

■口述：砚青（化名） 

■性别：女

■年龄：55岁

■学历：初中

■职业：幼教退休


    又是一年清明时。清明，是缅怀的节日，砚青（化名）说这些天，她一直在缅怀一年前逝去的丈夫，回想他们以前的种种恩怨。我约她来报社讲述，她却执意要我去她那远在郊区的家中听她讲述，她说，一定要去看看她的房子，因为那房子，以及房子中的一切，代表了她丈夫的生命，她想在那样的氛围里静静缅怀他。考虑到她的年龄以及她的执着，我答应乘车前往。

    让我意外的是，砚青住的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前面有院子，后面有花园，只是那花园了无生气，园中疯长的野草在城郊清新的空气中寂落地摇曳着，似乎在诉说着园子主人的心情。  

    砚青身材清瘦，精神健旺。我们进门刚落座，她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户口本递给我看，一边说：“我家李老师，多好的一个人，可是已经去了一年了……”说着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肩膀抖动着，这才略显老态。

    她给我们介绍屋子里的摆设，从沙发到窗帘，再到几架上的小小摆设，每一件，她都是为了他。可惜，斯人已去。

    此后的讲述，她一直称自己去世的丈夫为“李老师”，我想，她内心一定对他很敬重。

    大房子

    也许砚青觉得我们会心存疑虑，便从她家这座别墅说起。

    这座房子是2002年元月买的。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浪漫的梦：希望有一天能住在一座大房子里，还有一架钢琴。李老师一直记在心里。 

    买这座房子的时候，我不同意。因为房子实在太大了，仅仅是首付就要耗尽我们几十年来所有的积蓄。李老师却很喜欢，他说，我们都还年轻，钱可以慢慢挣。可是，他哪里想到，他自己这么快就去了。 休 闲 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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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砚青情不能已，眼泪又出来了。她递给我一本相册，让我先看相片。里面都是李老师的相片，李老师高大魁梧，气宇轩昂，每一张都是一脸爽朗的笑容。 

    2002年上半年，李老师开始咳嗽。我劝他看医生，他总是推辞。他是高级教师，又是学校的英语组组长。那年6月，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肺癌。详细的病情报告还没有拿的时候，他把我拖到这小区的售楼部，要求把户主改成我，把贷款改成现金。当时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我说，房子先不买，等病好了再说。他一定要买，还安慰我说，买了快点装修，他可以到新房去养病。

    于是，我们四处借钱，把房款一次付清了。

    他的病情报告是我去拿的，看着“晚期”二字，我在外面哭了一场，回家后强装笑脸，告诉他是“早期”。

    他的身体很快垮了。他治病要花不少钱，我想把房子卖了，他却督促我快点装修。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家庭·房屋·丰碑》，原来他一直记得我的那个梦想。他对我说：“这房子就是我的命，几十年我就想着它！你卖房就是要我的命！”

    我只有着手准备装修。为了节约用钱，装修材料全是我亲自买的。我跑了很多地方，反复比较、权衡。饿了，就用一个烧饼充饥。装修公司我都谈了20多家，从最开始的20来万元谈到最后只要5万元。家具也是我从二手市场里淘来的，李老师是个讲究人，我还要让他看不出来是旧的。

    2003年底，下面两层装好了，我们搬过来住了一星期。他住得很称心，对装修很满意，直夸我有眼光。

    夫妻缘 

    我和李老师能结成夫妻，还真是阴错阳差的缘分。 

    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都是下乡知青。我下放到麻城县，李老师在东西湖郊区。我虽然只念了个初中，但是天性活泼，唱歌跳舞样样行，所以一直在宣传部搞活动。李老师和我姐姐下放到同一个地方，姐姐觉得他才貌双全，就想介绍给我。我那时眼光挺高，回信推辞了。 

    但是，有些事似乎是命中注定。我的回绝信竟被带信人放在包里揣了一个月忘了给姐姐，姐姐以为我答应了，让李老师直接给我写信开始交往。两周以后，我收到李老师的信，信中还夹有一张相片。他清瘦俊朗，文笔更是优美动人。我一改初衷接受了他。 

    风透过窗纱从落地窗吹进来，抹去砚青脸上的泪痕。讲起那个青涩年代的故事，她眉角浮现浅浅的笑意。 

    此后，我们开始频繁的书信往来。知青返城后，我被分到黄石的一个企业子弟学校当幼教，他在东西湖教书。1972年，我回武汉探亲，跟他见了面，那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第一次见面。那天，在中山公园门口的台阶上，我们一直谈到晚上10点多钟。他家兄弟姊妹7个，家庭比较困难。他生怕我嫌弃，作保证似地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我现在一穷二白，不过以后一定会把自己的家建设得很美好。”当时的情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的父母不同意我和他交往。当时教师待遇比较低，而且他还在郊区。父母要给我另外介绍对象，都被我拒绝了。 

    1974年国庆节，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来恢复高考，我极力支持他考大学，他一考即中，毕业后分配到市区的一所高中当老师。后来，我也调回武汉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文化“援藏”活动，援藏的老师可以分到一套房子。这时候，儿子已经出世了，我们一直挤住在李老师父母那里，李老师毫不犹豫地要求去西藏。 

    第三者 

    1982年底，李老师从西藏回来探亲。有一个和他一起援藏的女老师，姓岑，经常到家里来做客。这引起我的不快，我追问李老师，他很生气，说我无理取闹。 

    假期结束时，大家本来约好一起返藏，可我坚持让他晚几天再走。他认为我不信任他，和我大吵了一架后，还是和岑老师他们一起乘上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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