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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狼之年的尴尬性福 39岁的周自敬坐在飞驰的红色出租车里，手机夹在左边的脸肩之间。他一边讲电话，一边在上面飞速地书写。 就是那本备忘录，把周自敬的生活划分为两个截然的部分：工作和睡觉。早上7点，他招呼4岁的女儿起床，7：30，两人准时出门，一路小跑，女儿赶上幼儿园的早餐，周自敬则游泳半小时 最多20分钟，周赶到天河北路的公司，这时候通常还不到9点，“像我这样只有四五个人的麻雀公司，老板要是不带头的话，才没人给你干活呢。” 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周自敬几乎没在8点钟以前回过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要办，他不得不以牺牲个人“性福”，来换取那个叫做“成功”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婚姻也不是性，而是那个黑色的备忘录。 安顿女儿睡下之后，周自敬通常还要工作到凌晨一点钟，随后，头一挨着枕头，“就死了，那是另一个世界。你说我哪还有功夫想那挡子事？” 整个2002年，据周自敬自己说，只有过两次性生活，“状态很一般”，这位离婚已经三年的男人暧昧地笑了。 如果不出意外，周自敬会在明年上半年开始他的第二次婚姻，即使对于再婚，他也毫不掩饰他生意人精明的算计，“带小孩太分散精力了，不少商机都因小孩错失了。保姆？保姆靠不住，她们只关心薪水，这大概也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征吧。”但是，他很担忧，以他现在的“业绩”，如何维持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也挺头疼的”。 “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福观出了毛病，”这位前文学青年、“新三届”师专毕业生突然想起了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过，创造源于性欲被压抑，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力比多’都释放到钱眼里了，总之，这都是哲学问题。”但他很快举起五个指头，也不知是五百万还是五个亿，“等我赚够这个数了，再回来想这些问题。” “性福”与幸福间的悖论 像周自敬一样，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幸福观产生疑问的，绝不仅只限于男人，当然也包括那些吞咽着无性婚姻苦果的受害者——女人们。 杨伶俐，一位气质不俗的少妇(她调侃地自称为曾经的怨妇)，这位结婚才两年的女子，刚刚经历了一场婚姻危机(对杨伶俐的采访由记者的一位异性朋友代为完成——记者注)，这场危机，迫使这个女人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对于物质的欲求，是不是正在让我们丢掉人的本性？ 杨的丈夫比她大四岁(两人年龄都不超过35)，是一家装饰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每月的收入都在一万往上，年底还有一份说得过去的奖金分红，杨的月薪也有三、四千元，这份收入维持一份体面生活绝无问题，但她丈夫却想，房子有了，车呢？还有，将来生了孩子怎么办？不上贵族学校肯定不行，不出国留学肯定也不行，钱从哪儿来？杨说丈夫杞人忧天，丈夫却说她头发长见识短。 从那以后，丈夫回家的时间越来越迟，星期天也踪影不见，回到家倒头就睡，两人间的“性福生活”自然越来越少，有时候连一月一次都不到。一次，两个人开始都挺有性趣的，可到了关键时刻，那人却忽然没了动静，开眼一看，那家伙竟然打起了呼噜！ 杨说，那种打击简直是空前的，不为杨正处在所谓的“虎狼之年”，更重要的是严重地挫伤了一个女人的自尊。两人大吵一架，大半个月，谁也不理会对方。 一定是在外面有了相好！杨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发动亲戚朋友，跟踪捉奸。调查了一大圈，结果令杨哭笑不得，丈夫竟然是在外面炒更！杨请丈夫注重自己的感受，可是丈夫也振振有辞，好男人有义务让自己的女人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也要求对方，也注意一下自己作为男人的感受，他爱自己的妻子，甚过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有多少人？舍近求远，去追逐一个遥远的想象中的幸福，却眼睁睁地看着唾手可得的真实幸福从脚边溜走！以未来压赌，这就是他们的“性福”观。 现实地追求我的“性” “我至少在五个内地城市有固定的情人，或者性伴侣，”蓝栋，一位28岁的“有志青年”。“我是个恬不知耻的人，有点像于连。话说回来，我要是连这点手段都没有，也别想坐到现在的位置上。”他现在是广州一家著名日用消费品公司的销售部总经理。 “我的婚姻，本身就是一桩交易。一个外地人，想在广州创业，我肯定要找个本地人来做老婆，再说广州女孩子，一般都比较守妇道，不会轻易给男人戴绿帽子，有这点就够了。”自称“性欲亢奋”的蓝栋说，“只要能够充分实现自我，能成功，有的是地方释放。跟老婆，每月就那么一两次吧，纯粹是任务。有时候，我也跟我老婆说，实在不行，也可以在外面再找一个嘛，就是知道她不会，我才这样说。” “性福”的婚姻总是一样的，不“性福”的婚姻却各有各的不性。午夜过后，站在标志性建筑中信广场的最高处俯看广州，有多少窗上的灯火在闪烁！就在那些灯火闪烁如星星眨眼的瞬间，生活，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性，和我们的婚姻，只是这个大改变中的一部分，就像是生活之河中溅起的一朵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