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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相对论 按理，情况不应该是这样。在30年代，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J.M.Keynes）预言，一旦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人们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而把空余时间都花在如何提高生活品质上。 然而国民收入与幸福之间的脱钩暗示着，如果政府想要使人民更安乐，那他们就不该把目光仅仅盯住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政策。 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健康、友谊等明显的原因外，我们要找到是什么使人们觉得幸福。 著有《奢侈病》（LuxuryFever）一书的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曾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如果我们只是将收入增长的部分用来购买更大的房子或更贵的汽车，那么最终我们不会觉得比以前更幸福。但假若我们将这部分钱花在肯定是更不起眼的东西上，如减轻上下班奔波之苦，或者减轻上班的压力，那结果将是迥然相异的。”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说，缩短上下班时间会使他们更加幸福，但同时，人们为什么更努力工作，去挣那些不会使他们开心的东西。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人总是拿自己和别人比。广泛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人都在变富，那我们的幸福感不会增加，我们只有在与我们的伙伴相比更富有时，才会觉得幸福。 正如美国小说家、散文作家戈尔?维达（GoreVidal）所观察到的：“每当我的朋友有成就时，我们的友谊就会消失得多一些。” 经济学家的研究证实了比较收入的重要性。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Oswald）展示了他最新的一项发现。 这里是看你的工资“等级”，看你的薪水在机构中是排81名还是第3名。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是假设，问题的关键在于，相比于公司的平均工资，你挣多少钱。如果你的薪水超过平均工资，那么你就会觉得幸福。“如果这会影响幸福感的话，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幸福指数不上升，因为总共就只有这么些等级，”他说道。“这对政治家来说是个坏消息，他们相信经济增长可以买到幸福。而等级的供应其实是固定的。” 这意味着，地位对人很重要，但谋求地位往往免不了持久的工作和压力，而结果又只能使一部分人得偿所愿。一辆豪华轿车只有在少数人才买得起的情况下，才是身份的象征。当人们的收入在增加、越来越的人买得起轿车的时候，其他人只能更拼命地工作，去买一款更炫眼的车。一位瑞士经济学家马歇斯?本斯瓦格（MathiasBinswanger）认为：“这种机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在不断地破坏它所创造的最大幸福。” 而且，由于政策制定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经济数据的增长上，他们未能注意到诸如抑郁情绪上升等问题。两位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埃德?迪安纳（EdDiener）与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教授去年写道：“在经济统计数据显著上升的时期，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症，也在同步显著上升。”“对任何一个注重人民福利的社会来说，减轻精神病患者的痛苦并令他们更安康，是社会的首要任务。” 对此，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经济学教授莱亚德勋爵（LordLayard）表示同意。他的一本有关幸福的著作即将出版。在英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被认为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然而比起花在其它健康问题上的钱来说，用在这方面的治疗费只是杯水车薪。“我们知道，在60％的抑郁症病例中，一次认知行为治疗就可以减轻抑郁，其花费为1000英镑（合1900美元），”他说，“问题是，花1000英镑使一个人摆脱抑郁，使他/她更幸福，或许要胜过花1000英镑造更快的火车。”李闻 休 闲 居 编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