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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与人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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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6-07-02 22:27:59

    要爱，不要放弃

    “要是连我们都放弃了他们，他们就更难活下去了。”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那天，在陪记者们去北京大兴采访一个精神病康复基地的途中，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副主任医师马弘以自己多年的切身感受，说起精神病患者在融入社会方面所遭遇的巨大困难。休闲居编辑

    那是一位教师，按照有关规定，医院允许她正式出院前先试出院一周。结果，一周未满，她自杀了。在遗书里，她说她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在帮家属给这位患者换衣服时，马弘很正常地触到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那一刻的感受马弘记忆犹新，“那股凉劲儿凉到我的心里，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

    在马弘看来，死是许多精神病患者的一种解脱，因为他们重回社会的过程太难了。困难一方面来自家属的不恰当陪护。许多人不愿承认自己的亲属患有精神病，觉得很不光彩，即使患者已基本达到重回社会的起点，还是对患者严加看管或事事包办，结果却恰恰堵死了他们重返社会的正确途径。另一个困难来自社会。长期以来，人们对精神病患者始终抱着鄙视的态度。马弘认为，这种鄙视事实上很浅薄，如果人们都能联想一下自己或自己的亲属也可能患上这种病，相信没有谁还能对这种人类要共同面对的痛苦有丝毫鄙夷。

    严重失衡的医患供求

    2000年底的一项统计表明：不包括有轻度精神卫生问题的人，我国重型精神病患者共有1600万，而与此对应的精神病学专业医生仅14000人，比例严重失衡。

    精神病学专业不好招生和学生毕业后不愿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同样来自社会对精神病和精神病患者的不正常评价。马弘说，刚毕业时觉得我国精神病学研究有许多空白，说不定自己还真能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谁知这个选择在当时成为周围许多人的疑问，他们看见自己父母时的第一句话常常是：“你家马弘没事儿吧？”再加上收入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同学都跳离这个专业了。

    数据缺乏令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在街头义诊的许多专家面对记者的提问感到为难。比如城乡之间精神病发生比例，男女之间精神病发生比例，不同年龄段精神病发生比例，等等，都缺乏一手调查统计数据。一些数据精确度不高或细化不够给相关研究带来困难。

    中国民政精神医学培训中心教授、北京民康医院主任医师赵祖安给记者提供了三个数据：10年前我国重型精神病发生率为11‰，现在这个数字是13.87‰，10年间上升2.87‰。但按此是否就能得出“精神病发生率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上升”这样的结论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方耀奇教授的回答是“不一定”。她说，医学上一般认为，精神病发生率在人群中的比例是恒定的，社会压力增加不是重症精神病发生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进步，精神病就医比例获得提高，未到重型阶段就被控制住发展的也不在少数；而且，精神病在遗传学上的基础还远被未描述清楚，因此不能简单得出类似“精神病发生率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上升”这样的结论。她认为，数据所呈现出的上升趋势有其统计学上的原因。

    复数与单数的区别及其它

    据马弘介绍，许多精神病患者有自我意识，他们非常敏感，最在意自己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而在社会心理学上，不一样就容易使人自卑。所以，在与患者打交道时，她很注意用词，比如她经常使用复数“我们”而不是单数“我”。她认为这两个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拉近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并把医生与患者所属的人群范围扩大，说明患者的状况是正常而不是个别的现象；而后者将医生与患者明显分开，会使患者感到自己的特殊性，从而产生自卑和孤独感。

    据方耀奇介绍，一般看来，知识系统好的人在遇到心理问题时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心理平衡，从这个角度而言，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可能是减少精神疾患的重要途径。但偏见在知识阶层中仍根深蒂固，这是许多知识分子同样遭受精神疾患折磨的根本原因。马弘验证了方耀奇的说法。在刚刚过去的黄金周期间，马弘接待了8名前来看精神医生的年轻人，其中4名是大学生。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确认为患有精神病使马弘深感痛心，她说：“你想想，一个从农民家庭走出的大学生就这么又回到农村，他的后果是什么？”

    据介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同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许多学生都在事实上无法继续求学，大多数学校也把这类学生当成负担，把责任推给学生家庭，事实上也是把责任推给社会。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大兴康复基地成立仪式上，北京市卫生局的一位官员表示，这个基地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医学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与生物医学模式的转折，他呼吁社会“消除偏见，勇于关爱”，让精神疾病患者在社会大家庭中同样享受到人生的快乐和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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