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还原出一幅三九系银行贷款全景图，如今纵有被拘的赵新先的“妙手”，恐怕也难以谱就。因为三九系牵涉的400余家公司的大家庭，在五级公司管理体系下，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

 

    据权威人士透露，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由于统计的艰难，180亿其实并不是最终的数字，但三九系的总贷款约在180亿到200亿之间，应是符合实际的。” 深圳某债权银行负责人称，该行已向三九企业集团（下称三九集团）追债多年未果。

 

    事态的另一端是，三九集团开始收紧财务管理。2005年7月，三九集团成立了清收欠款办公室，对其下属企业开始清收欠款。截止到12月5日，清收回款870余万元，清收回物资价值数十万元。显然，这对巨额逾期贷款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180亿：贷款总额一路飙升

 

    对工行黑龙江北安市支行（下称北安工行）来说，一笔仅为812万元的贷款竟成了日后的一场梦魇。

 

    2001年3月1日，该支行向三九集团下属永安制药厂发放了这笔贷款，并由九新药业、三九集团承担贷款担保。当时，这样的双保险被银行业界笑为多余；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年7月，农行便向三九集团提供了高达31亿元的综合信用额度。

 

    然而，恰恰是这笔小钱出了问题。2003年12月31日，贷款到期后，永安制药厂贷款本息分文未付，而两担保企业也是互相推委，不予承担责任。

 

    北安工行怒而将永安制药厂和两担保企业一起告上法庭。2004年3月18日，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永安制药厂偿还工行北安市支行贷款本金812万元、贷款利息19.5万元，九新药业和三九集团对该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然而，一年多以来，该笔贷款仍然是分文未还。

 

    其实，北安工行只是遍布全国的工行系统向遍布全国的三九系企业贷款的债权银行分支机构之一。就在贷款诉讼的同年底，工行总行成为三九债权委员会主席单位。

 

    据权威人士透露，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以前银行系统统计口径多以此为准），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而一位代理银行与三九集团诉讼的律师称，三九集团总资产约200亿元，前段时间最高院叫停对三九集团的诉讼，据内部人士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累加的全国诉讼标的额相当巨大，并直接导致三九集团资不抵债窘况。“从这一层面考虑，以三九集团的总资产接近200亿元估算，如此规模的负债（以贷款和贷款担保为主）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180亿贷款和贷款担保的地图是：三九系深圳地区以三九集团、三九药业、三九医药贷款为主。

 

    其中，三九药业2004年合并报表显示，总资产89.36亿元，总负债89.73亿元，或有负债32.34亿元。截止2005年6月9日，企业未还贷款20亿元，逾期贷款17.8亿元，不良贷款13.3亿元，或有负债24.7亿元。

 

    据三九医药（集团核心企业）财务报表显示，截止2005年9月底，三九医药总资产69.7亿元，总负债46.1亿元（资产负债比率66.1%，流动比率119%，速动比率109%，现金流动负债比0.01%）。据人行查询系统贷款资料显示，截止2005年10月28日，公司本部贷款24.93亿元，五级不良贷款12.7亿，四级不良16.9亿，约有7亿对外担保。而另据三九医药季报显示，截止2005年9月30日，三九医药短期借款32亿元，长期借款6042万元。（这些未具一致的数据目前尚无法核对）

 

    来自三九发展和三九生化（两企业股权现已置换）的借款则近20亿元。据季报显示，截止2005年9月30日，三九发展短期借款6.2亿元，长期借款500万元；三九生化短期借款8.3亿元，长期借款2.7亿元。

 

    而三九集团（本部）则主要以贷款担保为主（贷款主要通过三九药业和其他公司完成），近年来，三九集团不吝惜地为遍布全国的子公司承担贷款担保。前叙永安制药厂贷款担保即是一例。

 

    遍布全国的三九集团控股和参股企业约400余家（目前收缩中），其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这包括向银行贷款和非银行借款及相应担保，以及在盲目的股权收购中所承接的历史债务。

 

    “时至目前，尚无法详细统计到底有多少家银行机构向三九系企业贷了多少款。”深圳某债权银行负责人称，“由于统计的艰难，180亿其实并不是最终的数字，但经过我们多年分析，三九系的总贷款约在180亿到200亿之间，应是符合实际的。”

 

    然而，由于最高院的司法保护，两年来频频的银行诉讼三九系企业事件已告暂停。而另一方面，由国资委和审计署长沙特派办联合主导的三九财务审计尚在进行中。真相再次滑落到水面以下。

 

    艰难的三九“保卫战”

 

    对赵新先来说，其一度辉煌的“三九教父”和“并购先驱”光环彻底泯灭了。然而，作为仍存在的三九集团，其巨额债务的偿还事宜才刚刚开始。

 

    国资委一人士称，对赵本人和三九集团高层的调查早在2003年底就已开始。经过近半年的电话监控，并掌握了一定证据后，国资委、审计署开始进驻三九集团，目前审计尚未结束。

 

    “当时，赵主要涉及国有资产转移和挪用巨额公款炒股。”该人士继称，经过大量调查后，最终导致赵新先于2004年中“退休”。

 

    显然，这是国资委放了赵一马。数月后成立的三九债权人委员会和最高院的司法保护则让三九集团躲过了破产之劫。

 

    但事情远未结束，2005月11月底，审计署和公安部则以新查出的经济案件为由，逮捕了赵和数位三九高层。三九集团有关审计人士证实，导因系三九健康城1亿资金去向不明，并可能牵连到某些官员。赵等一干人的被捕似在说明，审计署决心让三九问题部分浮出水面，暴露在阳光下；这也表明，三九问题或许远超过此前外人所想象的程度。

 

    “保卫三九烽火紧，义无反顾朝前走”。这是近期以孙晓民为首的三九集团领导层集体创作的《新三九之歌》的内容。显然，这位法律系毕业的技术型老总决心打一场“三九保卫战”。

 

    早在2004年6月，上任伊始，孙便和其他党委成员一起以三九党委的名义联合写了致集团党组织、党员的公开信，信中直称，三九保卫战已进入关键时刻。

 

    年余以来，三九发展和三九生化的股权置换和债务转移，三九医药的业绩上升，三九集团让外界看到了三九集团劫后新气象。

 

    显然，这与债权银行的迫切期待相比，还远远不够。诸多问题的重要一项就是如何理顺三九集团内数百家企业之间的应收应付账款、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及相应财务关系，这些一直都是一笔糊涂帐。

 

    目前，相关工作则在主辅业分离下同步进行。2005年7月，三九集团成立清收欠款办公室（下称清欠办）。目前该办有6名员工。截止12月5日，清收回款870多万元，清收回物资价值数十万元，涉及40多笔近70人次。

 

    显然，这一力度并不令人满意。12月初，孙晓民在内部会议上称，当前，要有效利用好集团审计报告这个线索，对于拟处置的企业，在处置立项的同时，清欠工作要及时跟进介入。

 

    与此同时，三九集团预决算等工作展开。11月15日，三九集团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集团2005年决算审计方案。该方案审计范围包括29家二级单位（含集团本部）。事务所选择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中威华浩会计师事务所、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其中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主审所。决算工作预计于2006年4月底全部完成。

 

    11月23日至24日，三九集团预决算工作会议决定管理重点从集团本部逐渐向下属企业转移。而三九集团财务部则将利用这次决算审计，加大清理不良资产；并开始组织专门力量下到各个企业，展开财务巡检。而在之前，五级管理下的三九系企业，三级以下财务已经失控。

 

    显然，这只是债务重组的基础性工作。而另一重要问题则是债务重组的路径。目前，三九集团已试图通过拍卖旗下地产部分偿还银行债务。

 

    银行“垒大户”之果

 

    与深圳银行业休戚相关的是三个债权委员会的成立，一是三九债权委员会（总部在北京、主要与深圳银行有关），二是科健债权委员会（贷款余额约20亿元），三是用友网络债权委员会（贷款余额数十亿元）。

 

    三个债券委员会背后的一个鲜明逻辑是，深圳银行业普遍存在集体“垒大户”行为。深圳贷款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各家银行机构对一度看好的大企业集团疯狂授信，三九集团贷款的垒加即是例证。

 

    无怪乎赵新先曾在债务风波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深圳在短短20余年时间内，从无到有地将自己造就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之一的同时，也造就了银行界罕见的竞争氛围。

 

    深圳银行业一人士称，2001年前，三九集团挪用三九医药资金曝光之前，各家银行疯狂向三九集团贷款，各家银行不同支行之间也是竞争激烈；即使是挪用资金风波发生后，贷款依然没有停止。

 

    “当时，个别银行对三九集团是不计成本，任意降低贷款条件；而三九集团（包括其下属公司）则利用银行间的无序竞争，实行各个突破，刻意压价。”该人士继称，在社会诚信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多头授信、多头贷款现像屡见不鲜。“2003年底，三九贷款事件事发后，一些银行才想着追加贷款担保条件，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

 

    如今，以深圳为主的整个中资银行业在全国范围内饱尝了“垒大户”的恶果。

 

    12月1日，在深圳银行业同业公会牵头下，深圳17家商业银行行长签署了银行业《银团贷款合作公约》（下称《公约》），深圳试图以此结束对大额贷款的恶性争夺战。

 

    《公约》的核心内容是：单一借款人的单一项目在深圳融资总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中长期贷款业务应组织银团贷款，其中采取招标方式融资的项目由各家银行以组织银团贷款的方式统一参与；单一借款人的单一项目融资总额低于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由各家银行自主决定是否提交银团贷款合作委员会组织银团贷款。

 

    根据《公约》，深圳银行业将就此成立银团贷款合作委员会，作为银团贷款的执行、协调与仲裁机构。此外，该合作委员会将定期和不定期地发布人民币和外币贷款利率指导价，各成员行可在指导价基础上浮动10%进行营销报价，原则上不得低于指导价的浮动下限。

 

    “这是在通过业界公约形式局部避免问题，应予以肯定。”前叙深圳银行业界人士称，一段时期内，深圳如发生大的企业贷款危机事件，主要还是历史上恶性竞争的苦果。

 

（转载自“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