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但许多人这个节日过不消停，寒窗十数载，却未必能换来满意的结果。这个群体——中国大学生，在教育体制变革和商业社会转型中，正经历痛苦的磨合。

 

    “就业难，难就业”，这是很多即将走出校门、寻觅第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的大学生的直接感受。在全国无数个地方，如今反复上演同一个镜头——招聘会的现场人头攒动，直至水泄不通，一群群一脸茫然的学生们每天疲于奔命，从这个招聘会场奔袭到那个招聘会场，游走于希望与无奈之间。

 

 

    按理说，不会如此。抛开微观原因不谈，单从宏观上，中国目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仅占总人口的约3%，而多数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上，即使一些中等发达的国家如韩国也远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数字。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才过剩”提前到来了呢？

 

    多数人愿意将这一结果归咎于中国教育改革“激进”的变革。从十多年前，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教育产业化的推动下，中国高校招生急速膨胀，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它生产了远远超出需求的更多产品。有人统计说，十多年中，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1倍多，就业人口增加了不到1倍，但中国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则增加了三四倍。

 

    但有人说，原因并不尽如此。教育体制滞后和变革盲目，难以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格局的迅速变化，它必然产生今天的后果，比如急速非理性的数量膨胀导致了质量的普遍下降，由此产生更多教育“次品”。也就是说“人才过剩”更多的是结构性的过剩，造出的产品没人要，想要的产品没人造。

 

    我想这多少有点道理，在今天高等教育过度产业化和缺乏市场化绞缠一起，在利益的驱动下，究竟变化的商业和社会需要什么，又有多少人会仔细考虑和规划？

 

    还有，高等教育究竟为谁培养人才？一个精英化的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究竟该准备些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都阳主任、MERCER（美世咨询）中国的人力资源总监赵宇静女士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孙群义主任齐聚“天下论衡”，共同讨论高校毕业生就业及中国人力资本状况，以期引人深思。

 

 

    主持人：2003年，首批大学扩招生走向社会，我国迎来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仅2003年，未落实就业的毕业生就达到50万人，2004年则更是达到70万人。“毕业即失业”成为令部分毕业学生和部分毕业学生家长心惊肉跳的词汇。您如何判断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情况？

 

    孙群义：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从总体结构上看， 2003年中国城镇新增劳动力2896万，当年高校毕业生是220万，如果是70万人没有就业，就是有三分之一。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应该说大学生失业应该算是很大的比例了。

 

    从就业渠道上分析，大学毕业生就业是比较难的。过去大学毕业生一直习惯于白领职业，是就业的主要方向。这几年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规模一直保持在3700万人左右，其中政府机关就业总量是1000多万人，事业单位2700多万人。这么多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一直处在收缩状态，因此传统的就业渠道比较窄。

 

    大学毕业生的第二个就业渠道是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2003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规模大概是7712万，其中国有企业单位近些年来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每年数百万的规模递减。

 

    第三个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是非国有企业，就业岗位虽有所增长，但对高学历毕业生来讲，增量有限。因为目前非国有企业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需要有一定体力和技术的熟练工人，白领岗位并没有同比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就被低层次的劳动力给挤下去了，因为在这种岗位上，高学历并不占优势，在能够满足岗位需要情况下，企业付出的工资越低越好。

 

    赵宇静：我们在给企业做项目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会涉及到企业内部岗位管理，比如企业内部有哪些岗位，每一岗位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任职资格是什么？我们在帮助企业制定这些内容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中要求高学历比如大学本科以上，但不要求工作经验的岗位比较少，这样看适合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岗位并不多。

 

    毛寿龙：大学生就业难还是不难，有若干标准。一是大学生本人的标准和能力，二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大学生规模迅速扩大，其就业机会自然而然地也相对稀缺，从宏观上来说，的确面临就业难的问题。

 

    主持人：中国经济正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产业也面临着转型，市场本应亟须高素质人才，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却出现了就业难的情况，这是否是一种扭曲和错位？

 

    都阳：这是市场发育一个体现，因为大学毕业生就业从计划经济的方式过渡到市场方式，必然会出现摩擦、失业，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大学生在受高等教育期间，投入的钱太多了，所以大学生就业问题引起大家普遍关注。从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的支出来看，2003年全国的全部支出是9500多亿，占GDP的8%。

 

    这也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劳动市场和教育之间联系密切。如果是技术型的市场，就需要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中国现在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达，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因为市场创造的人才需求才是社会对人才的真实需求，而中国从教育管理体系到人力市场管理体系都是供给型的，不能反映市场的真实需求。

 

    孙群义：目前，大学毕业生最集中的是北京、上海、广东这几个优势地区，人才流动机制宽松以后，同时也为全国的高校毕业生向优势地区的集中提供了条件。很多西部地区的孩子上大学的目的就是要离开西部，这就导致优势地区大学毕业生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都想进入好的地区的好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就业状况当然就会比较难；当然这两年东部地区的大学生就业紧张后，情况有所缓解，但有很多白领岗位的就业者的学历还是大专。目前中国整个就业通道和市场之间是不匹配的，现在还有很多需要高校毕业生的地方，但需求得不到满足。

 

    赵宇静：现在，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还面临着激烈竞争。他们属于没有工作经验的高学历者，同时在市场上求职的还有有工作经验的高学历者，有工作经验的低学历者，以及没有工作经验的低学历者。而企业招聘的岗位可分为几类：管理类岗位、专业技术类岗位和操作类岗位。大学生一般不会看中操作岗位，通常会盯着高端岗位、管理岗位、专业技术类岗位等；与其竞争的是有经验的高学历者和有经验的低学历者。那些没有经验的低学历者会找一些操作性岗位。一般单位用人更注重工作经验，因而当大学毕业生与有工作经验的应聘者竞争是不占优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学毕业生在竞争就业的时候，会觉得困难。

 

    主持人：提起就业难，很多人认为罪魁祸首是高校扩招政策，是“大学生太多，所以不值钱了”。但根据资料，中国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7亿多庞大的从业人员中，高层次人才稀缺，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5%左右。您如何看待这对矛盾？

 

    毛寿龙：大学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所以高校应该尽可能大发展，多培养大学生，最好能够发展到50%以上。

 

 

    首先是经济上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往是后发优势，首先发展的往往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受到重视，但经济发展的支撑是低素质的劳动力。所以，经济发展往往构成对大学生的虚假需求，但实际上经济发展真正大量需要的并不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大学生就业与经济发展错位。

 

    其次是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传统上对人才的评价和市场经济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大学培养模式导致大学生的精英意识，但市场社会需要的是有用的人。这种错位，也使得大学教育与经济发展错位。

 

    赵宇静：国外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比中国高很多，为什么他们的就业问题没有中国目前这么突出呢？像欧美国家，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金融行业、软件行业等需要高素质人才的产业比较发达，而传统的制造行业会往亚洲等国家转移。所以欧美国家对高端岗位需求会比较多，占的比例比较大，因而能够吸收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而中国恰好相反。

 

    孙群义：为什么现在表现为多了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整个劳动力的更替不顺畅，一方面，白领就业岗位增加与经济总量扩大的比例不协调；另一方面，新老员工正常的代谢产生了一些障碍。这是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双转”时代的特殊情况，世界上转轨国家都曾出现过“知识分子”高比例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

 

 

    主持人：中国的高校教育只是对教育部负责，而不是对学生负责，那么我们的高校教育如何与市场接轨呢？教育产业化是否是一种途径？

 

    都阳：现在，大家所理解的教育产业化就是收费。高等教育不应该是国家完全负担，除了一些特殊专业外，要留一个空间，让个人资本可以进入高等教育产业。这样才能使培养人才和社会真实需求联系起来。

 

    毛寿龙：结构性过剩，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结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结构，实际上都偏重于低素质的人才。目前这种结构正在转型，会逐步让高素质的大学生能够有用武之地。

 

    高等教育缺乏自主治理，管理过于行政化，行政指标往往压过市场指标，也压过大学生成长的指标。高等教育纯粹产业化是不可能的，因为高等教育培养的是现代文明的承当者，而不仅仅是有技能的人才。当然，在大学发展的基础上，多发展职业教育，是很重要的。

 

    中国目前存在轻视职业教育，重视综合大学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也是导致大学生结构性过剩的原因。

 

    孙群义：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存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改革方向的问题。高等教育产业化已经进行了多年，有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要国家集中办，甚至要让教育界的从业人员全回到国家公务员队伍中来，这是要走回头路。

 

    现在高校享受市场化的权利，却没有承担市场化的责任，这是最大的问题。这里面有几个点要注意：首先，中国高校是面临着市场导向问题，政府应该重点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而从人力资本的增值角度讲，接受高等教育属于个人的投资渠道。目前，中国政府还不能承担每一个人上大学的义务。其实，上大学缴费用的问题，几乎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美国的学生也不是不用考虑费用就上大学，要不然他们的大学生在假期都去打工为什么？只不过他们对贫困的优秀学生减免学费、给奖学金等各种帮助，而我们的高校对困难学生的帮助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对富裕阶层的收费没有收上去，被卡住了，高质量高收费的肥水都流到了国外，现在凡是能和中国搭边的国家都在吸引中国的孩子去上大学，外国大办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中国高等教育现在的做法降低了高校的教育质量层次。

 

 

    主持人：大学生的月薪被一再压低，能找到月薪一两千块的工作就算不错了，这种薪资水平是否合理？这是否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毛寿龙：拿1000块钱，显然是低价格了。但是人才如果能够被利用上，总比闲置要好。大学生即使开始的时候工作差一点，起薪低一些，但长远来看，是能够成长起来的，与没有经过高等教育的民工相比，后者即使高中毕业，其前途也无法与大学生相比。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大学生长期从事低工资的工作，而且他们都非常努力，这样人力资源就浪费了。就要去看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或者社会制度，乃至政府管理制度，是否存在问题。

 

    赵宇静：首先，薪酬是和岗位紧密联系的。通常我们给企业做薪酬体系是针对岗位的，针对不同级别的岗位，根据其在所处行业、所在地区的市场薪资水平，以及企业在市场上的薪酬定位来决定岗位的薪酬。一个人拿多少薪酬要看其能胜任什么岗位。由于大学生缺乏工作经验，能胜任的通常都是企业中比较初级的岗位，因而薪酬水平不会很高。另外供求关系也影响薪酬。目前企业中面向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的岗位比较少，人才供大于求，也一定程度地降低了相应的薪酬水平。如果在不同的市场，比如说知识型经济，企业中大多是知识型的岗位，这样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就比较多，供求关系会相对平衡。

 

    都阳：经济学基本道理就是生产力等于工资。大学生工资低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况且工资还有部门之间的差距、行业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如果是知识型经济，就需要更多的大学生。据一些资料来看，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不是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高，上大学和没上大学的人工资差异越来越大。这和美国市场是一样的。

 

    孙群义：月薪的问题被劳动力市场价位左右。对于大学毕业生市场来说，有一个标杆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一般来说，毕业十年以内现在大约都是2000多块钱，当然不包括工资外收入。我工作了36年，1982年大学毕业，月工资全部加起来才2480元，所以大学毕业生月工资收入在2000左右很正常。

 

    这里有一个比较的问题，扩招以后，大学生总量上升了，但是在数量快速增长之后，必然会有一个质量分化的问题，其中一部分质量下降，而每一个雇主是不看重总体数量的，他更看重他聘的这个人的质量，根据这个人能够给他创造多少财富支付多少工资。而舆论主要关注收入低的非常态部分，其实大部分找到适合大学毕业生工作的工资还是比较高的，比老大学毕业生增长了不少。

 

    主持人：工作难找，薪水又低于预期，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把目标定为考研和出国。但研究生甚至博士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大批海外归国人员也并没有在国内找到满意的工作，成为“海带”。目前中国的人力市场，价格是否失调？还是另有原因？

 

    都阳：这个问题一点不奇怪，研究生的需求很少的，特别是博士生。我国的博士生太多，可能是因为本科生就业状况导致的。

 

    就业与否决定了教育体制是不是跟劳动市场对接。如果是销售对路的产品，效率比较高。如果没有非市场因素的话，你就不能批评一个市场的工资率是高还是低。如果就业率低，可以批评教育体制、教育管理内容，比如大学为什么不提供通才教育，所以我们要思考教育管理体制。中国的市场是在完善的，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的素质差距是在扩大的。

 

    毛寿龙：考研和出国，实际上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从个体来看，博士生未必一定比本科生强，如比尔·盖茨连本科都没有毕业。但从总体上来看，留学归国人员付出的成本高，学习也用功，比国内的毕业生要好。博士生要好于硕士，硕士生要好于本科生，本科生显然好于高中毕业生。目前很难说存在所谓的价格失调问题。个别不如，很难否定整体上的格局。

 

    赵宇静：美国就业市场不好的时候，读研、读博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至于人力资本的价格，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人才供需关系决定的。产品供大于求时就会降价。从宏观统计上，薪酬和学历有一定关系，高学历的群体薪酬高于低学历群体。

 

    孙群义：有一点必须要看到，现在不是上了大学就一定能有一个好工作，上了大学收入一定要高。大学毕业以后能找到的工作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是毕业生，北大、清华毕业生和一般院校拿不到学位的毕业生肯定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是两个体制接轨的衔接点，在教育阶段是计划体制，一旦出了校门以后就掉到市场的海洋里面去了，差异一下就拉开了。

 

    主持人：这两年，在大学毕业生中，“公务员热”盛行，其竞争激烈程度，甚至远大于高考。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广大毕业生挤向薪水较低、市场化程度相对不高的政府部门，是否说明我国人才市场机制出现了某些问题？

 

    都阳：美国教授拿的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很多人愿意当教授，因为那是一个铁饭碗。公务员1000元、2000元的收入还是很吸引人的。一种是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另外一种是低风险、低收入的稳定就业机会，可能这两种都有人选择。

 

    孙群义：就业的问题无外乎劳动力和资本、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的结合。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市场就是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三个要素市场，只有劳动力市场还比较成型，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基本没有开放。但是三个市场是相互影响的，像结婚一样，只有男的，没有女的，也不能结婚。

 

 

    主持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上，高质量的人口严重不足，国家人力资本结构是“小托大式”。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现状？

 

    都阳：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不仅因为中国人多，FDI国家也多。从工资成本、受教育水平来看，所以中国人力资本相对于其他同水平国家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在发展中国家是领先的。同时还有人口年龄问题，中国人口当中劳动人口比较高，有一个人口红利期。就是能干事的人比较多。

 

    孙群义：目前来看，我国的人力结构跟经济发展阶段还是比较匹配的。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低端产业结构向高端产业转化过程中。而在我们经济起飞和产业提升过程中有一段劳动密集产业为主的过渡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这些年以来我国一直在控制整体工资水平的增速，试图延长经济起飞过程，一旦工资水平增长过快，就会提前早熟。比如说韩国病的问题，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工资水平和人工成本增速过快，最后导致外资流出，继而本地资本外流。但困难的是市场在左右我们，很长时期以来到现在，我国的工资水平年增长都在百分之十几，大部分企业已经感受到了人工成本的压力，现在轻易不敢增加人了，特别是不轻易增加高工资的白领，这也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一般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处于不断下降状态，这是正常现象么？

 

    赵宇静：个体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有短期收益率和长期收益率，短期收益率低不意味长期收益率会低，我们更应该考虑长期收益率。经济发展与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我这样理解：我国经济处于发展阶段，市场竞争加剧，就要求企业提高效率。过去企业用人效率低，现在要进行矫正，过去十个人做的事现在会要求五个人完成，多出来的五个人也会成为大学生就业的竞争者，因而大学生就业困难。

 

    都阳：我们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一方面非常严峻，另一方面某些技术性的劳动力却严重短缺，这说明不只是高等教育独有的，职业教育与市场的脱节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要改革的是整个教育体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应该进行改革。

 

    赵宇静：总体来讲，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但有些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却供不应求，比如说微电子专业，电力相关专业。这反映了教育与人才市场的脱节。因而这就给高等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高等教育要考虑市场的因素，而且不但要考虑当前的市场，还要考虑未来五年、十年的人才市场，研究未来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的动向，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再据此规划专业和课程的设置。

 

    孙群义：在目前的体制下，高校其实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教育体制的改革应当向市场放开，政府主导作用要从教育领域大踏步地退出。

 

    主持人：我国的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低下（大学生失业、海外归国人员待业，非竞争部门的低效率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有何解决良策？

 

    毛寿龙：的确是这个问题。这主要是经济、社会二元化导致的。中国农村人口多，经济发展落后，对人才的需求很低，对教育投入也少。所以，中国相当多人口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对教育投入相对较多。当然，高智能、高技术劳动力不仅仅是学校培养的，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培养和成长的。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情况下，高智能、高技术劳动力自然而然地就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赵宇静：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问题是很突出的，但是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前面我们探讨了产生部分大学生和海归人员就业困难的原因。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大力发展知识型产业，如金融、高科技等行业，来增加对高学历人员的市场需求；二是教育更加面向市场，是高学历人员的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更加匹配，以减少人才积压，提高人才利用效率。至于非竞争行业内部的低效率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其分配和激励制度来解决，实施科学的岗位管理、绩效管理，以岗位定薪酬、以绩效定薪酬、以能力定薪酬，以此激励员工，提高效率。

 

    都阳：我并不认为我国的人力资本低下。从几年前经济结构的重组来看，虽然有很多工人下岗，但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受到冲击是很小的。

 

    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发展，人力资本回报率之所以上升，是因为劳动资本制度进步了，但是中国还存在劳动资本制度上的障碍，比如户口和劳动合同问题。

 

    孙群义：对于就业问题，市场机制、市场匹配是很重要的因素，现在我们没有充分地让市场来调控，发挥市场机制的程度还不够，从而造成资源浪费，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主持人：民营企业是吸纳毕业生的生力军，但政策上对民营企业招聘人才有一定的歧视，这一问题该怎么解决？

 

    赵宇静：这种歧视体现在一些方面，比如户口指标，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很看重户口，因为涉及到买房、孩子上学都会需要户口。民营企业还是应该大力发展的，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过去几年都在裁员，民营企业对于增加就业是有很大意义的。在宏观上政府要给一些优惠支持，比如税收、户口等问题，另外民众的观念还需要政府的宣传来引导。

 

    从宏观上更应该鼓励民营企业，然后在特定的行业去增加民营企业的数量。我跟大企业接触了解到，中国目前大学生就业劳动力总量大，但是结构不是特别合理。这两方面都有历史原因，企业没有很好的培训、用人的激励机制，这些人从能力上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提高。而某些专业的人才、精通管理方面的人才不足。

 

    孙群义：无疑，民营经济将来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也不能否认，现时期民营企业也是出问题比例最大的，这就不仅是国家的政策歧视问题了。现在整个社会缺乏资信系统，民营企业主没有机制约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政府有关部门要抓紧建立包含整个社会成员的个人资信系统。

 

    另外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建议一要整合人事部门主管的人才市场和劳动部门主管的劳动力市场；二要给灵活就业包括大学毕业生的灵活就业更大的空间。

 

    毛寿龙：民营企业吸引很多人才，但他们往往缺乏社会地位，往往没有什么所谓的干部身份。由于保险市场等都不发达，导致人才进入民营企业后缺乏保障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改变观念，改变以所有制为基础的政府管理制度，对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二是在政策上鼓励各种各样的市场发展，取消所谓的干部身份等身份。档案管理市场化，透明化。这样，可以有利于民营企业培养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

 

（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